在中国国内，《红楼梦》早期的命运是非常坎坷的，有些人甚至视其为“流毒”。道光年间曾有一位叫毛庆臻的人，居然别出心裁地建议把《红楼梦》移送海外，去毒害洋人，以报复洋人输入鸦片的罪恶。

《红楼梦》英文译本  

　　1793年11月23日，一艘名为“寅贰号”的货船从浙江乍浦港驶出，经过20多天的航行，于12月9日抵达日本长崎港。当日方查验货物时，发现其中还有67种中国图书，而其中一种名为《新镌全部绣像红楼梦》，共9部18套。或许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部书日后将风靡世界，而这次航程也成为《红楼梦》走向海外的最早记录。

　　19世纪，风靡日本、朝鲜

　　由于文化上的渊源，当时日本很多文人均能读写汉字，所以直接阅读中文版《红楼梦》不存在什么障碍。《红楼梦》很快以其独特的艺术魅力引起日本文人的强烈关注和追捧。更有趣的是，自明代以来，日本的外国语言学校在教授汉语时都以南京官话为基础，但自从《红楼梦》传入后不久，他们便转而学习北京官话，而《红楼梦》则成为学生必备的教材。

　　日本天保年间（1830-1843），许多上层文人争相购买和借阅《红楼梦》，一时洛阳纸贵。进入明治时期，《红楼梦》在日本文人中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就连当时在日本的一些中国人士也深有体会。近代著名诗人黄遵宪以参赞身份出使日本期间，在与当地文化界友人进行笔谈时，曾多次就《红楼梦》进行过热烈讨论。当时一些日本友人不仅认为“不谈《红楼梦》就不是读书人”，而且还就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向黄遵宪请教。据记载，1878年黄遵宪与日本学者谈论《红楼梦》时，曾指出“《红楼梦》乃开天辟地、从古到今第一部好小说，当与日月争光，万古不磨者。恨贵邦人不通中语，不能尽得其妙也。”不过黄遵宪的这种遗憾很快就被弥补了，因为不久之后，随着日译本的出版，《红楼梦》在日本的忠实读者也越来越多了。

　　1892年，日本著名诗人、一直将《红楼梦》推崇为“天地间一大奇书”的森槐南首先翻译了《红楼梦》第一回楔子，从回目开始，到“满纸荒唐言”为止，发表在《城南评论》第2号上，从而开创了《红楼梦》日译本的历史。以此为肇始，各种形式的日译本《红楼梦》层出不穷，这也使得更广泛的日本民众能够走近这部来自中国的名著。一位名叫菊池三郎的学者说：“提到林黛玉，幕末、明治的日本人大概都是知道的，我的父亲在谈话中曾说林黛玉是美女的典型一事至今还留在我关于童年的回忆里。”据说直到20世纪30年代，许多日本人到中国留学时，都还在用《红楼梦》学习标准的北京话。

　　同样是由于文化上的亲缘关系，《红楼梦》在朝鲜半岛也掀起了热潮。1800年前后，就有了中、朝文对照的全译抄本《红楼梦》。据说该译本竟是朝廷文官受命为王妃或宫女提供的消遣读物。更有趣的是，由于深受《红楼梦》的影响，朝鲜半岛的文人们还创作了风格类似的作品，如《玉楼梦》、《九云记》等。

　　走向西方，屡次引发热潮

　　在中国国内，《红楼梦》早期的命运是非常坎坷的，有些人甚至视其为“流毒”。道光年间曾有一位叫毛庆臻的人，居然别出心裁地建议把《红楼梦》移送海外，去毒害洋人，以报复洋人输入鸦片的罪恶。其实早在1830年时，一位名叫戴维斯的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就曾翻译了《红楼梦》第三回片断，发表在英国皇家亚细亚学会杂志第2卷上，题为“中国诗歌”。1842年，另一名英国人罗伯特·汤姆也发表了一篇浓缩的译文。同年5月，在广州出版的西方教会刊物《中国丛刊》，还赫然出现了一篇关于《红楼梦》的文章，其撰写者是德国传教士郭实腊。不过可笑的是，在这篇较早向西方读者介绍《红楼梦》的文章中，自称“中国通”的郭实腊不但说这部小说“全是些琐碎无聊的东西”，指责其“毫无趣味”，还竟然荒唐地说贾宝玉是“一个性情暴躁的女子”，简直闹了一个国际笑话。然而无论如何，这些事件毕竟标志着《红楼梦》开始走进西方人的视野。